撰文 曹金羽

上世纪80年代作为“行者”的孙悟空仍然保有英雄主义情结，一路披荆斩棘，降妖除魔。但进入90年代，英雄降格，个体化进程加快，每个人都需要独自去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矛盾、冲突、叛逆逐渐成为90年代文化的特征，孙悟空的形象也由齐天大圣变成了至尊宝。

孙悟空是很多人年少时的大英雄，“齐天大圣孙悟空，身如玄铁，火眼金睛，长生不老还有七十二变，一个筋斗云啊就是十万八千里”。他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我们熟悉他的一招一式，熟悉他的每一个故事，大闹天空、三打白骨精，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仿佛我们也一同经受，甚至可以说孙悟空已然成为我们文化心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孙悟空的理解，而一代人也有属于一代人的孙悟空。他的每一次现身，几乎都能召唤出一种共同的情感，投射出时代的经验和现实。在古典小说《西游记》的封建时代，他传递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及其内在的张力，是市井生活传奇想象；在晚清及近代中国，他表露的是遭遇现代性时的焦虑，关乎民族的自信心。“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是革命时代的豪情壮志；“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是新时期的探索与坚持。对于受《大话西游》、《悟空传》等影响的年轻人来说，孙悟空又带上了几分英雄主义的没落和成长的残酷，他们要在孙悟空与至尊宝之间艰难选择，徘徊在“踏碎凌霄，放肆桀骜”与“他好像一条狗”之间。

孙悟空有七十二变，法力无边，而他的形象在历史的时空中同样变动不居。小说、电影、动画、戏剧等不同文本呈现了孙悟空不同的形象，从吴承恩的《西游记》到86版电视剧《西游记》，再到《大话西游》《悟空传》，孙悟空变化多端的形象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政治意涵。

《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一书正是从这里出发，以时间为线索书写了孙悟空形象的演变，将其与时代的“情感结构”接合，借此去思考百余年来中国的历史处境与现实机遇。作者在书中划分了五个重要的时段，并挑出其中主导的文本类型进行分析，分别是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的“滑稽小说”，50到70年代带有革命色彩的“猴戏”，80年代电视剧版《西游记》、90年代以《大话西游》和《悟空传》为主的青年亚文化，最后是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每个时段孙悟空的形象有所不同，但都被接合进时代的政治文化结构之中，以自身之变揭示现代中国之变。

《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

白惠元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遭遇现代：孙悟空游上海

晚清时代，市面上流行一种“翻新小说”，它们大多取自中国古典小说，并在前面冠以“新”字，《新西游记》《新水浒》《新三国》《新石头记》等，其内容光怪陆离、五花八门，如贾宝玉乘坐飞艇、唐僧堕入烟馆、诸葛亮进行立宪改革等，因此又被称作“滑稽小说”。

孙悟空在现代中国的亮相同样采用了这样的叙事模式，他突然闯入上海，直面十里繁华，却做出了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如他初次乘坐电车时，竟将其误认作玉皇大帝的辇车，因而行跪拜之礼；在戏院看戏，正好遇上了“猴戏”，在看与被看之间显得尴尬焦虑。更好玩的是，他误打误撞闯入了上海美术馆，险些将裸体画女郎认做盘丝洞里的妖精。

这样一种“旧人物/新时空”的并置背后是“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中国与西方的并置，孙悟空在上海见到大都会种种奇观时的滑稽茫然，折射出的是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时的心态，混杂着诱惑与恐惧、新奇与迷茫。这是中国人遭遇西方现代性时的体验，此时的孙悟空“为晚清中国提供了一双凝视物质现代性的眼睛”，他在传统的基础上想象现代性，又在现代性中反观自身。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杂揉在孙悟空的形象上，而这正是晚清时代的征候。

吴泽泉在《暧昧的现代性追求》一书中，用“暧昧”一词形容此类翻新小说的特色，它呈现了一个新世界，但又受之于旧世界的制约，正如“激进派声称要彻底颠覆传统，但他们的身后，却分明拖着一条长长的传统的尾巴；保守派拼命要捍卫国粹，但他们所谓的国粹，早已是用西方观念重新诠释过的国粹。因此，暖味的现代性追求不单是对翻新小说的一种诊断，更是对晚清文学乃至晚清文化的一种诊断”。它最终所关心的是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中，我们如何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主体性。

金猴奋起，英雄归来：从民族话语到阶级话语

如果说初遇现代的孙悟空代表了一种“暧昧”，那当革命的事业愈演愈烈，他英雄主义的一面势必会得到重建。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救亡的呼声压倒了现代性的启蒙，孙悟空的形象披上了民族主义的面目，他不再浪滞于大都会的十里繁华，而是承担起了危机之下民族动员的功能。孙悟空再次成了降妖除魔、坚持战斗的孙大圣。

作家张恨水从1939年起曾在重庆大后方的《新民报》上连载《八十一梦》，他写过一篇《我是孙悟空》，在里面希望我们能有孙大圣的神力，拔一根毫毛，变出飞机大炮，将日本鬼子打得粉碎。另一个小说《云山雾沼》更是通过幻想徒弟几人在奥运会上取得佳绩以获得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在沦陷危机之下获得一种民族自信心。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孙悟空的形象始终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反抗帝国主义，在国际上为中国寻找合法性并表达出一种“走向世界”的民族渴望。

日本关于西游主题的绘画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50到70年代，民族问题让位于阶级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孙悟空的形象也不得不接受改造，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涵。

猴戏的改造便是典型的例子，1951年为准备中国京剧院出国公演，翁偶虹、李少春在传统戏《安天会》的基础上改编了一出《闹天宫》，后周总理指示将《闹天宫》扩大篇幅，重新编排为《大闹天宫》，要突出孙悟空的反抗性，写出天宫玉帝的阴谋，写出孙悟空以朴素的才华打败了舞文弄墨的天喜星君。

《大闹天宫》动画版

1957年浙江绍剧团排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引起轰动，毛泽东、郭沫若等前来观剧并纷纷写下七律唱和诗：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郭沫若

人民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两首唱和诗中，辨别善恶，区分敌我，成为孙悟空的重要任务。上世纪50年代正是冷战对峙时代，国际上中美争霸，强势推行帝国主义，国内则是面临苏联修正主义渗透，因此欢呼孙大圣，只是因为妖雾卷土重来，必须依靠“火眼金睛”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

行路难：取经孙大圣，归来至尊宝

进入七八十年代，孙悟空再次变形。在经历过诸多挫折后，改革开放开启了一段新的探索历程。取经的艰难历程与孙悟空作为“行者”的形象得到强调。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便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开播。这部电视剧可谓盛况空前，开播便获得了89.4%的收视成绩，此后重播次数达三千次以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白惠元在书中尤为强调这部电视剧对“行者”群像的塑造——在这些镜头中，全景、自然光、仰拍成为核心要素，调度方式是四人一马呈直线排列，从右向左行进。更重要的是，“行者”群像常常出现在险峻的地势之上，诸如陡坡、悬崖、瀑布等，创作者试图用地势之险反衬出路途之艰。在雄壮的自然风景之中，“行者”群像显得尤其渺小，但是，仰拍角度却又模拟出一种英雄崇拜式的注目礼。在实景拍摄的自然风光与英雄主义情结之间，“行路难”成为一个寓言性的主题，它不经意间揭示出80年代中国的复杂文化心理。

86版《西游记》

改革开放，经济大潮，人文反思，希冀与梦想混杂在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人人都在心中追问路在何方？电视剧的片尾曲颇为恰切地传达出了时代的情感，“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当现代化浪潮真的来临时，孙悟空以“行者”的形象传达出了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信心与坚持。

如果说80年代意味着探索，那90年代以后情况变得更复杂些，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完善，文化领域各种新思潮涌入，文学、电影、音乐等发展迅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也给青年人带来了更多的迷惘与苦闷。80年代作为“行者”的孙悟空身上仍然保有英雄主义情结，一路披荆斩棘，降妖除魔。但进入90年代，英雄降格，个体化进程加快，每个人都需要独自去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因此矛盾、冲突、叛逆逐渐成为90年代文化的特征，孙悟空的形象也由齐天大圣变成了至尊宝。

至尊宝

与齐天大圣相比，至尊宝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拒绝崇高，不愿意承受“取经”这样的大任，只想快快乐乐地做一个山贼，守住自己的爱情，但时代又不允许他这么放纵自己，所以夺走晶晶、夺走紫霞，至尊宝只能被命运推着走。片尾的台词——"那个人样子好怪。""我也看到了,他好像一条狗。"——背后诉说的是英雄主义的没落。

他忽然觉得很累了。

方寸山那个孱弱而充满希望的小猴子，真的是他？

而现在，他具备着令人恐惧的力量，却更感到自己的无力。

为什么要让一个已无力作为的人去看他少年时的理想？

另一个孙悟空的声音还在呼喊：“你们杀不死我！打不败我！”

他又能战胜什么？他除了毁灭什么也做不了了。

新时期《悟空传》中的这段话写出了一个有些焦虑与羁绊的形象，孙大圣“闹天宫”的豪情与叛逆遭遇了英雄末路的悲情，任你神通广大，天地依旧这样，最后逃不过宿命。作者没有点明的是，这样一种情感，其实离不开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浪潮。我们从集体与英雄主义的时代走出，个体的自主性不断提高，但这也意味着个体需要独自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劳动力市场的转变、职业的流动、持续增长的风险、亲密关系的转型等等。这一切对个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人们更加注重个性和自力更生。因此孙悟空成了我们每个人的象征，西游到最后是每个人对自我的磨练。

2015年《大圣归来》获得成功之后，公共的讨论声中再次充满了“英雄”的话题，“大圣此去欲何？踏南天碎凌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这一句豪情壮志很容易点起人们胸中的热血。不过，这腔热血中还有另一个声音，很多讨论将孙悟空与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做对比，用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结去解释《大圣归来》的成功。

《大圣归来》海报，宣传语：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

抖落掉八九十年代的探索者、没落者的形象，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孙悟空再次以大圣的形象归来，这背后必然会与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产生关联，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借着孙悟空的形象完成自身的文化表达呢？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如《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等影视作品对孙悟空形象的“怪兽化”，表露出对技术、资本崇拜下“娱乐至死”的焦虑。事实上，越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越应该保持一种文化自觉，即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个“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他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正是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只有追溯孙悟空形象演变的历史，才能更好地完成他的文化表达。

（文/曹金羽；编辑/胡子华；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