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年味儿
十堰周刊 文│史攀
“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就像你每一次回家,也完全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和各种亲戚又要给你出什么样的考题……”
前段时间,彩虹合唱团推出的《春节自救指南》写实地描绘了中国年轻人春节回家受困的场景,引起网友一片共鸣。
找对象了没?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回老家工作吧! 跟我去相亲吧!原本一心回家团圆,却被虐得只想逃离。一个春节,一场劫难。年味儿在七嘴八舌的盘问中消失殆尽。
前几日,与同事闲聊,他们纷纷表示,如今的春节已失去年味儿,比这个节日更吸引人的是难得的小长假。这让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中国春节》。
该纪录片由BBC派出的团队摄制。讲述了发生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各色春节故事,包括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各地家庭团聚、庆祝佳节,感动了诸多中外网友。
但也有人表达了担忧:现如今,人们对传统文化不重视,或许多年后,我们也只能同外国人一样,在影像里了解春节。
“没有年味儿”是当下许多人对春节的真实感受,我也是这群悲观者中的一员。和他们一样,我印象中的年味儿都停留在儿时的记忆里。
在我家,节前的一段忙碌,是过年的序幕。
母亲操劳一年,临过年这几天,更是繁忙。
购置年货,打扫房间,把可以提前准备的菜都清洗好。记得那时,餐桌上很多冷盘都是母亲自己做的。为炸花生、果子、麻叶等,母亲要忙至深夜。
我和姐姐弟弟洗漱完上床后,舍不得睡觉,跟母亲商量,她做好后,要让我们一饱口福。但往往在中途我们就睡着了。
母亲做好后,围裙顾不得解开,每样抓一点凑一盘送到床边,轻轻唤醒我们,满足她的“小馋猫”。
如今,母亲变“懒”了。年货能在外买到的,就绝不自己动手做。过年餐桌上很多速成食物;家里来了客人,不想做饭就下馆子。在那些买来的东西面前,我们再流不出口水。
有期待,才有对春节的迫切情感。
儿时的自己,最大的期待就是过年的新衣服。新衣服一般在半个月前就买好,母亲给我们试穿之后,就收起来。这半个月,我们每天都在幻想穿新衣中度过,有时忍不住拿出新衣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嘟囔着,春节咋还不来呢。
工作后,挣了钱,随时都能买件新衣。商场里的衣服,眼睛不眨地买回家,没穿几次,就厌倦了。物质丰富后,欲望变大,新衣服就像儿时的布娃娃,对我而言,已失去魅力。
小时候觉得春晚是除夕夜的一道佳肴,我们一家爱看小品。
春晚直播时,一家人围坐在被窝里打斗地主,期间只要有小品,就放下牌,跟着演员们喜怒哀乐。看得如此认真,以至于第二天都还记得小品里的搞笑段子。若实在难熬到十二点,第二天起床,也定要将回放的春晚完整看一遍。
如今的春晚,在舞美、形式等方面有了很大提升,但看的人越来越少,吐槽的人越来越多。
除夕夜再也不是一家人围坐一团守岁,而是各自抱着手机,躺在床上抢红包。城区禁鞭后,家里没人再惦记除夕夜零点要到院子里放一串鞭炮。红包抢累了就睡,哪管什么零点。
以往大年初一一早,习惯赖床的我们,不再赖床,欢欢喜喜地穿上新衣后,就跟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碰头。一群熊孩子风风火火地前往各家“扫货”。
有的担心自己兜不够大,还提前准备了手提袋。主人家端上的糖果盘,几秒钟被抢夺一空。主人也不生气,走之前,还问够不够。
如今,一起拜年的小伙伴们散落在天南海北。我家搬新家后,邻居也不如以往热情。过年时,各家顾着各家的热闹,失去了情感的温度。
压岁钱是每个小孩都渴望的。印象最深的是,有年春节,父母把我和姐姐弟弟叫到一起,挨个发压岁钱,母亲给10元,父亲就给20元,比赛似的。
当时我还纳闷,怎么父母突然变得这么大方。发完钱,他们又连哄带骗地将钱回收,称帮我们攒着,怕我们弄丢。
工作后,我已失去对压岁钱的渴望,过年还得惦记着给弟弟妹妹、爷爷奶奶发红包。
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讯尚不发达,小姑在外地工作,与父亲总有书信往来。有时春节不回家,就写封信问候一下。
有一年,父亲拿着小姑写的一封信给我们看。上面讲她那年春节会回家,还要给我和姐姐带新衣服。我俩兴奋得很,把信收藏起来,静等过年。
前年,小姑一家定居昆山,后又买车,每年回家再也不必挤火车,十几个小时就回十堰了。再加上平日里频繁地打电话、视频聊天。即使他们春节回家,也不再有往日的兴奋。
小时候,家里来拜年的客人提的东西是饼干、酒、奶粉这类物品。母亲把这些好东西藏在家里的三角柜里不许碰,我们只能眼巴巴望着。偶尔耐不住馋虫偷开一袋,被发现后,总免不了一顿骂。
如今,家里拜年的客人提的礼品价位上了几个档次,摆满一房间,却乏人问津。
这些东西失去了作为食物的魅惑力,只是人情交往的“牺牲品”。去年,母亲跟亲友们约定好,不再提东西,直接送钱。
为什么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在百度搜索这个问题,得到很多答案:年龄大了,没有童心了;物质丰富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都忙着赚钱,没时间放松娱乐了;人和人之间更现实了,利益关系更多了,真诚的交流少了;串串门,送送礼都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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