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陈云不仅是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迟爱萍，原题：《论陈云在红军长征中的独特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境地。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集数十万大军，于1933年9月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和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陈云作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成员，在这场决定着中国革命前途、民族命运的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大搏斗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担负起指挥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红军转移殿后的艰巨任务

长征初期，红军行军的战略态势是：红一、红三军团做左右两路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保障左右两翼，中革军委两个纵队居中，殿后任务由红五军团担负。撤离前夕，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给红五、红八、红九军团派中央代表，分别由政治局常委陈云及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担任。中央的安排突显了红五军团殿后任务的艰巨和对陈云的倚重。

随后，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找陈云谈话。朱德介绍了红五军团的情况。周恩来介绍了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的情况，并郑重嘱托陈云：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为全军整体利益，要作好牺牲的准备。中央派你担任中央代表，负责全军后卫，要果断处理紧急情况，加强对红五军团的领导。

这副担子对于此前从未有军队任职经历的陈云来说，实在是太重了。但陈云没有畏惧，毫不含糊地向朱德、周恩来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到红五军团后，陈云以顽强果敢的意志，有条不紊的风格，对部下体贴入微的魅力，稳定部队情绪，凝聚全军将士意志，艰难跋涉，日夜血战，先后完成掩护主力红军突破三道敌人封锁线的任务。陈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一场更惨烈的恶战即将开始。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战略意图，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兵分五路专事“追剿”红军。蒋介石在湘江以东部署包围圈，投入近30万兵力，自东向西收缩，企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全歼红军。

红军已无任何退路，必须拼死渡过湘江。红五军团梯次布阵于湘江东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其三十四师掩护军团主力。因军委纵队负载甚重，行动迟缓，红五军团殿后掩护的战斗英勇惨烈。12月1日，红军主力渡过湘江，陈云也随红五军团军部过江。此时，西侧敌人已开始急速合拢，而红五军团部分部队仍滞留东岸与敌激战。陈云见状，果断派人过江给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等送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接到命令后，十三师连夜急行军45公里，抢在敌人合拢之前渡过湘江；担任红五军团后卫的三十四师被阻湘江东岸，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

陈云与红五军团指挥员尽最大努力率领全军将士，完成长征初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的艰巨殿后任务，并尽量保存了部队力量。红八军团严重减员，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根据军委命令，陈云和刘伯承对红五、红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

二、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

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再度陷入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原定继续北上湘西的计划，前往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通道、黎平两次中央会议，毛泽东的建议被采纳，党中央决定转兵贵州，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

惨痛的教训，使中央领导层许多同志开始反思“左”倾路线的错误；同时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作了大量说服工作，在中央及红军领导层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特别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明、陈云、张国焘组成；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四人。长征初期，陈云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有几天的路程，未能参加通道、黎平两次会议，没有参与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层中的思想交锋、转变酝酿过程。

在贵州黎平的洪州司，博古约陈云和刘伯承谈话，告诉他们“要改变方向走”；但陈云“不知道他们开会没有”。（《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此时，陈云与刘伯承已离开红五军团，分别担任中革军委纵队政委和司令员。在赴遵义途中的团溪，张闻天又单独约谈陈云，使陈云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领导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到遵义后，陈云与张闻天受周恩来之邀谈话，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提出的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191页。）中央领导层中大多数意见的一致，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陈云出席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阐述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陈云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投了毛泽东的赞成票，为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作出重要贡献。后来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1940年7月10日陈云自传。）“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陈云文集》第3卷，第435页。）

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这一票非常重要。在会上，博古作关于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左”倾错误的报告，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不鲜明亮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参会的四名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就会出现2：2的状态，这对在危难中艰难推进的中国革命事业极为不利。

后来，毛泽东在回忆遵义会议历史情况时指出：“经过遵义会议，我们改变了错误的路线。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党没有发生分裂。”（《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一九四五年五月——一九六四年三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页。）陈云就是毛泽东说的“赞助”正确路线的一个重要成员。

陈云的思想转变过程是在长征中完成的。前面已提到，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和黎平会议，是促成党内思想转变的两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这一转变中起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陈云没有参加这两次会议，且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无论在苏区还是长征初期，都与毛泽东少有接触。但陈云在思想上对“左”倾路线的异议，从1933年1月随博古从上海转移到苏区之初就显露出来。他在担任全总党团书记的工作中，注意反思和纠正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根据苏区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同全总委员长刘少奇一起，成功指导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拟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尽力保护和促进苏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陈云在思想上倾向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曾回忆说：在瑞金时，“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李德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来的，他是外国人，不懂得中国的实情，又不懂得调查研究。……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陈云文集》第3卷，第433、433—434页。）长征初期的战况，使陈云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军事指挥上存在严重问题，但“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重”（1940年7月10日陈云自传。）很重要。

陈云的思想与行动表明，他对“左”倾错误路线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是自觉、独立的。正是从实际出发、选择符合国情的战略策略的正确立场，决定了陈云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鲜明态度。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遵义会议被视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陈云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推进，为赢得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作出重要贡献

陈云的稳健、成熟使他在党内逐步脱颖而出，受到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倚重。红军四渡赤水后，中革军委决定北渡金沙江，陈云被任命为渡河司令部政委，指挥部队上船。红军仅凭六条船渡江，行动神速有序，用几个昼夜的时间全部过江，“没有损失一人一马”。在这几个昼夜中陈云“几乎没有合过眼”。（《陈云文集》第1卷，第15页。）北渡金沙江的成功，使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追兵，取得战略转移决定性胜利。在指挥渡江的过程中，陈云再次显露出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他办事的周密和稳妥，受到中央领导层普遍认可。过江后，陈云“曾几次奉中央命往来于各军团之间，传达中央及军委的命令”（1936年7月2日陈云自传。）。刘英回忆说：“毛主席等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认为陈云很有能力，善于指挥，部队也信服他。所以，哪里需要，就派他到哪里，就像政治局的一个代表。”（刘英：《我所知道的陈云》，《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

陈云还受命短期兼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政治局会理扩大会议后，红军短期在此停留休整。期间，陈云指导中共西昌特支成员陈野萍，发动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组织，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抗捐军。在冕宁县城陈云协同周恩来召开有当地干部参加的总政地方工作部会议，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为组织抗捐军，召开千人大会，当场就有四五百人报名。由于正副队长拒绝登记老的、少的、不能脱离生产的分子，结果只登记50余人。此事引起陈云对“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的深刻思考。他分析四川的阶级状况和群众基础后明确指出：依据四川群众运动的经验与群众要求，可以大大发展抗捐军组织，必须纠正冕宁的关门主义错误。（参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5页。）

红军飞夺泸定桥、进入泸定县城的当晚，陈云出席中央负责人会议。据陈云回忆，“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陈云文集》第3卷，第505页。）受命后，陈云快速作好出发准备。在离队秘密赴沪之前，陈云将在会理附近从事群众工作的思考，以《游击队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为题撰写成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第一期。（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第92—96页。）这篇文献反映出陈云不仅已具有超强的组织、执行能力，且思想深刻、敏锐，文中关于群众武装斗争的思想、关于利用统一战线扩大共产党力量的思想，已完全从“左”倾错误思想的轨道脱离出来。

在党组织安排和掩护下，陈云7月上中旬抵沪。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在调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疯狂破坏党在白区的组织，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陈云到沪前后，情况进一步恶化。陈云从报上看到，自首叛变并认识他的人有72个之多，在上海恢复党的组织难以进行。通过党的关系，陈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受命赴苏；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七大8月20日闭幕。陈云到后，同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王明、滕代远等一起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10页。）

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现状极为关注。因中央红军过湘江时唯一的一部大功率电台被毁，党中央和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络。王明、康生利用中外报刊相关报道，对党和红军情况的介绍肤浅而不全面。共产国际借助中国白区报纸对红军长征情况的了解，“只限于长征表面现象和外部情况，而且常有失实之处和充满浪漫色彩”，并夹杂着“消极悲观情绪”。（罗燕明：《从传奇到真相：陈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报告纠正了共产国际对长征的认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曾展出过一幅中国红军战士身着破衣烂衫的宣传画。这幅画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了解的不准确。

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依尔斯基、候补书记弗洛林听取汇报。陈云以亲身经历，生动叙述中共中央怎样率领长征队伍在极为凶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激烈的党内争论、领导核心的变化、决策层的改组、军事策略的灵活调整，摆脱重重危机，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过程。陈云坦率地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陈云指出，共产国际七大展示的红军宣传画不真实。“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展出的一些照片上的部队，都是儿童团或赤卫队，决不是我们红军的正规部队”。（《陈云文集》第1卷，第9、33—34、34、13页。）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有了初步了解。曼努伊尔斯基兴奋地说：“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来我们还不曾有过外国党的这类材料。”“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共产国际的肯定，支持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陈云之后，1937年夏、1938年春，中共中央又派王稼祥、任弼时到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以赢得共产国际进一步支持。1938年6月和9月，共产国际先后以文件形式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550页。）季米特洛夫还托王稼祥回国转达：“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战胜张国焘、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正确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在党和红军从濒临危亡关头，到逐步走出险境，艰难迈向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关键时刻，陈云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为历史进程的发展，起了重要助推作用。

陈云在共产国际还发挥了一项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验证共产国际与中共通讯联系的真实性。自红军长征与共产国际失联后，双方一直为恢复电讯联系而努力。在共产国际1935年11月派张浩带回密码本后，中央即开始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经过一段努力，通讯准备工作就绪，在首次联系时，双方都需要验证对方的真实性。共产国际让陈云承担这项任务。陈云在离开长征队伍前，刘伯承为掩护他，曾给友人和胞弟写过两封信，藏于竹皮暖水瓶底部夹层中，此事只有中央领导层极个别人知道。故陈云在首次通讯中机智问对方：“陈云来我们这里时把信和钱藏到了什么地方了”。对方答：“放在暖水瓶的底部和里面了。”由此确定双方电台联络的真实与可靠，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顺利恢复。（参见《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第216页。）

四、为后人留下了解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珍贵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陈云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共撰写三份有关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情况的历史文献。这三份文献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人了解、研究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陈云留下的第一份历史文献，是长征路上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此件发现时，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乙手稿”），保存在1956年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手稿不完整，只有乙部分，没有甲部分；没有标明作者，也没有写作时间。此件收入《陈云文选》时，题目改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乙手稿”自1956年一直存放中央档案馆，1981年底，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相关部门，对遵义会议有关情况进行专题调查时，此件才被提供利用。

具有丰富档案鉴别经验的中央档案馆专家对此件作了认真考证，确认是“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考证中，有的同志认为手稿中使用了不少简化字，从而“怀疑手稿是否陈云同志当年所写”。专家们下了很大功夫，比照同期党中央、团中央及各地方组织的文件中所使用的简化字，确认“手稿中的简化字与这一时期出现的简化字基本一样”。为慎重起见，中央档案馆将手稿使用的纸张与同期中央形成的其他文件的纸张进行比照，结果完全相同。于是确认“手稿产生于三十年代中期是可信的”。（参见朱世荣：《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点考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因为此件关系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档案馆于1982年4月23日将手稿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请他们辨别鉴定。陈云对这份手稿进行仔细辨认，5月18日，通过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因为手稿来源于莫斯科，陈云特别指出：“这个传达稿不是在莫斯科写的，而是在遵义出发后的长征路上写的。”（参见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朱世荣《关于〈（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点考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

胡乔木根据历史资料分析，确定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写成日期为：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传达时间在3月11日以前。胡乔木于1984年11月25日致信陈云，报告考证情况。陈云11月27日批示：“同意乔木同志的考证。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因为泸定桥会议时决定派我回上海，因此，我只能肯定传达时间不会超过泸定桥会议时间。”（《胡乔木关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成文时间的考证致陈云的信及陈云的批示》，《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985年1月，在全党隆重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乙手稿”在全国各大报上发表，引起史学界特别是党史学界普遍关注。这份文献为弄清遵义会议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有力推动了对遵义会议的研究。

陈云留下的第二份历史文献，是他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报告的俄文记录稿。这份文献是中央档案馆1996年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档案中找到的，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下文简称“记录稿”）。“史平”是陈云在莫斯科时的化名。

经翻译和整理，“记录稿”最先公开发表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2005年陈云诞辰百周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将“记录稿”收入《陈云文集》，题为《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记录稿”清楚叙述了红军长征从出发到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经过，深刻分析了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及失误，精辟概括了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及纠正。“记录稿”的翻译稿长达2万多字，内容详实、生动，为后人了解红军长征提供了珍贵可靠的史料。其中的部分内容，早在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的文章中出现过。该文最早刊于1936年《共产国际》（中文版）1至2期合刊上，1954年在国内内部刊印。所以，军史、党史界对该文批露的内容并不陌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编辑《陈云文选》时，中央档案馆提供了《英勇的西征》。不少同志认为，“施平”就是“史平”，建议将该文收入《陈云文选》。秘书将此文送至陈云审阅，陈云看后明确表示：“没有用过‘施平’这个名字，也不记得在莫斯科写过这样的文章。”（朱佳木：《听陈云同志谈党史》，《论陈云》，第199页。）

出人意料的是，党史学界少部分学者因“记录稿”的出现对“乙手稿”有了新的争鸣。《党的文献》首次公开发表“记录稿”时，冠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而事实上，“记录稿”没有并重讲两个问题，主要讲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情况讲得很少。由此有人突发奇想，提出“记录稿”就是“乙手稿”的“甲部分”；“甲部分”主要介绍红军长征情况，“乙手稿”主要介绍遵义会议情况；并进一步提出，“乙手稿”不是陈云在长征路上撰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的一部分。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英勇的西征》请陈云辩认是在同期，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的确认十分明确：前篇是自己在长征路上写的“传达提纲”；后篇不是自己撰写的文章，也没有用过“施平”的名字。这说明，陈云当时有着十分清楚、准确的记忆。另外，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同志都知道，中央在泸定桥会议上，确定陈云的任务是“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并没有授命陈云赴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和党的情况。“记录稿”多介绍红军长征情况，对遵义会议情况未详细展开，符合陈云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风格。

当然，“乙手稿”的确存在历史之迷。在人们没有发现它的“甲部分”，没有彻底弄清楚它为什么会存放在前苏联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的时候，疑问会始终存在。但笔者认为，对于党史中的重大史实，包括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生平中的重大史实，特别又是经过本人确认、权威部门反复鉴定，并经中央批准公诸于世的史实，在没有确凿历史资料为据的情况下，凭主观分析下结论的作法是不可取的。相信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挖掘，历史之谜终会解开。就像当年陈云“记录稿”发现时，人们搞清楚了《英勇的西征》是根据陈云“记录稿”改写的。

陈云留下的第三份历史文献，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下文简称“见闻录”）。该文现已作为“乙手稿”附录，收入《陈云文选》。

“见闻录”是一篇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以纪实散文体，生动、具体、真实叙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开期间红军长征的经历，详细记载了连破敌人四道封锁、转兵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兵临昆明、巧渡金沙、勇夺泸定桥等主要战役、战斗，客观、公正描写了红军英勇无畏的豪迈气概和传奇经历，生动刻划红军官兵一致、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以及共产党领袖平和、亲切、感人的形象，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诬蔑。

“见闻录”是1935年夏，陈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紧张、危险的环境中着手撰写，最后成于莫斯科。为便于公开发行和流传，陈云在文中巧妙以“廉臣”为笔名，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记述红军长征历程。由于用第三者面目出现，“见闻录”得以在国外和国统区广泛流传，1936年3月巴黎《全民月刊》首先刊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随后传回国内，多家报纸转载，出版多种版本。“见闻录”的社会影响远远早于和大于“乙手稿”和“记录稿”。

“见闻录”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所以，陈云不仅是中共党内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第一人，也是世界上以亲历者身份真实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这是陈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该文不仅使国内人民真实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也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进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1937年7月31日，陈云为支持党在国外从事的抗日宣传事业，把“见闻录”的版权，移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

总之，陈云作为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在这场事关中国革命方向和命运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陈云以其高度负责的责任感、清醒坚定的政治头脑、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干练务实的作风，以及对中国红军长征、历史转折中的中国革命事业的生动描述和深刻思考，给后人留下难忘的教诲和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