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学忠

近期读书读报，发现对于武当山名的来历众说纷纭。许多人在文章中提到一种说法，认为武当山的得名与道教“真武神”有关：武当山为“真武大帝”得道飞升之地，故因“非真武不足以当之”这句话而得名。笔者翻阅史料考证发现，这纯属“美好的误会”。武当山名的出现其实和秦楚之战有关，武当本义是“以武力阻挡之”。

武当山历史悠久

曾有多个山名

古人给山取名的规律是：山以形名（由形状取名）、山以地名（由地域取名）、山以事名（由事情取名）、山以人名（由人物取名）。武当山，又名参上山、仙室山、太和山、谢罗山，都是遵循了这些规律。当然，在这些山名中，“武当、太和”最引人注目。

武当山地处中国腹部，山形地貌呈“火炬状”，素有“七十二峰朝大顶”之说，“主峰天柱峰海拔为1612.1米，照面峰1238米，南岩宫950米，形成群峰如林，重峦叠嶂的低山、中山区。”（见《武当山志·卷一自然环境》）由于山峰参差不齐，因此先民以山形取名为“参上山”（含参差不齐之意）。

公元前770年，中国社会进入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其中的“神仙家”相中了山深林密的参上山，纷纷前去找山洞岩屋隐居清修，于是参上山又更名“仙室山”。

春秋末期，函谷关令尹喜（字文公，号文始真人，著名道家人物），见紫气东来，预感有贵人将至。果然道家始祖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驾青牛西去，到了函谷关。尹喜迎入官舍，拜师问道。老子住函谷关三个多月，写下《道经》、《德经》（合称《道德经》）五千言。尹喜为了研读《道德经》，称病辞官到仙室山隐居，使这部被称为“东方圣经”的中国文化宝典，能够传之后世。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烽火连年，战乱不休，民不聊生，史称“春秋无义战”。尹喜十分渴望和平，使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于是他从《周易》乾卦第一的“保合太和”中，取“太和”更名仙室山为“太和山”。太和，意为“大和谐”，涵盖了“和平、和睦、和爱、和美、和气”诸意，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亲情之间的和爱，夫妻之间的和美，行业之间的和气。因此，学者称武当文化的核心是“和”，和为贵，和气生财，和爱发家，和睦兴业，和平兴国。

尹喜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传播《道德经》贡献巨大，因此庄子给予他高度评价，在《庄子·天下》中把他和老子并列，赞叹他们是“古之博大真人”。（见《辞海·关尹》）尹喜也被后人称为“尹仙”，他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尹仙岩”，并塑神像香火侍奉。在《武当山志》中，把他列为武当道教人物之首。

武当山以县名定山名　

意为“以武力阻挡之”

武当山名的出现与武当县名有关。据文献记载：公元前616年—公元前611年，楚庄王先后灭掉汉江中上游的绞、麇、庸、邓等方国，将汉江流域纳入楚国版图。公元前476年，中国社会进入战国时期。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国家混战不休，故而史称“战国”。公元前356年，秦孝公起用商鞅实行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大，于是向东南扩张。从此，秦楚两国经常在汉江上游鏖兵，展开拉锯战。公元前340年，秦国侵占了楚国丹江上游的商地，由于商鞅变法有功，秦孝公便封给商鞅（商鞅卫国人，姓公孙，原名“卫鞅”或“公孙鞅”，由于封地在商，史称“商鞅”）。并且在商地东南70里（今陕西丹凤县境内）设置“武关”，意为驻兵以武力阻挡楚国夺回商地。楚国也针对秦国在太和山下的汉江边设置了武当县，古代“当”“挡”同义，即意为驻兵以武力阻挡秦国从商地南侵。从此山以地名，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见《十堰历史建置考·武当建置地名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沿袭楚国旧制，仍然叫武当县。汉承秦制，也沿袭了武当县名。武当县最早见诸文献，是在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兰台令史班固（公元32—92年），编撰的《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武当县属于荆州南阳郡36县之一。

武当山最早见诸文献，是在南朝刘宋时历史学家范晔（公元398—445年）编撰的《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武当县南二百里有武当山。《后汉书·朱穆传》也记载，朱穆在桓帝时曾任侍御史和尚书，后来辞官，“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可见武当县见诸文献比武当山见诸文献早了300余年。

北朝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70—527年），在《水经注》中记载武当县和武当山更为具体：武当县西北“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县南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参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从时间上看，武当山在史书中出现晚于武当县，而且楚设武当县是以武挡秦，显然武当山是以县名定山名。

武当山又名谢罗山，是与谢允有关。谢允，西晋时人，曾任罗邑宰，博览群书，尤精道学。晋太康中（公元285年），辞官入道，上武当山修炼。相传他得冲寂之妙，能飞行绝壁。因而武当山又称谢罗山。（见《武当山志·道教人物》）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　

更名“大岳太和山”

武当县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00年，一直到明朝初年废止。武当山自公元前340年到明朝永乐15年（公元1418年），在历经一千多年风雨后，由于永乐皇帝朱棣的一道圣旨，又更名为“大岳太和山”。朱棣在这年给隆平侯张信等人下的圣旨中说：“武当山古名太和山又名大岳，今名为大岳太和山。大顶金殿，名大岳太和宫。钦此。”（见《武当山志·文献选录》）明代，武当山一直被称为“大岳太和山”，现在保存在武当山的明代众多圣旨碑和志书上，都是这种称谓。

永乐皇帝朱棣为什么要把武当山更名为“大岳太和山”？这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为燕王，镇守北平（后改为“北京”）。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4年鏖战于402年攻入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登上帝位，改年号“永乐”。朱棣以藩王入主大统，有违封建宗法正统观念，因此朝野不服。先是大儒方孝孺当众在金殿骂他是“燕贼篡位”，接着是大臣景清当众掏出利刃刺杀他。朱棣责问：“朕那么信任你，为何还要谋害朕？”景清回答：“为故主报仇耳！”从此朱棣夜不能寐，他对身边的大臣不敢相信，特别是建文逃出南京，带兵镇守各地的大将都是建文旧臣，建文要是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如何得了！　　

为了寻找建文，朱棣派亲信胡濙在全国各地暗访，又派郑和下西洋结合通商寻访。双管齐下，依然没有找到建文的下落。恰在此时，南北边关的紧急军情塘报传来，说是北边的元朝残余势力趁机南侵，南边的安南等也是趁机北上，攻城略地，屠杀边民。朱棣感到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如何稳定政局，腾出手来南征北战，消弭边患？他想起孔圣人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是如何“正名”？这时武当山得道高人张三丰，通过蜀献王朱椿向朱棣献策：“玄帝阴佑，君权神授，大修武当，报答神恩。”就是说朱棣登上皇位得到了玄帝阴佑，是君权神授，为报答神恩，特大修玄帝居住的武当山宫观。他在大修武当宫观的圣旨碑等多道圣旨上，都讲他“奉天靖难之初，北极真武玄帝显彰圣灵，始终佑助，感应之妙，难尽形容，怀报之心，孜孜未已。”因此大修武当。

朱棣大修武当，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胡濙寻访建文时在武当山遇见张三丰真人，得到点化，上奏朱棣，遂大修武当宫观，报答君权神授的神恩。（见《明史·方伎传》）朱棣还下旨在武当山特别修一座“遇真宫”，供奉张三丰。为活着的人修宫殿，给以皇帝待遇，可见朱棣对张三丰何等敬重。朱棣大修武当，果然使朝野臣服，出现了太和景象，稳定了政治局面。他腾出手来五次北征，两次南战，终于消除边患，为确定中国之版图，立下不世之功。千古一帝康熙评价朱棣“功迈汉唐”，说朱棣功劳超过汉武帝和唐太宗，言不为过。

抗战时期再次扬名　

众多名将武当题词

武当山名再次叫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武当山是陪都重庆的东大门，驻守这里的第五战区军队和当地人民，据险扼守，经受住了日寇飞机的数十次狂轰滥炸，顶住了日寇数十万军队的猛烈攻击，成为一道保卫重庆的铁关。这期间，一批抗日名将和抗日志士先后登临武当山，留下“我武维扬”、“整军经武”（李宗仁题）、“为寻胜景武当游，步步崎岖兴不休。四面烟峦归眼底，疏疏林叶万山秋。”（李品仙《登武当》）“万丈雄山势欲奔，峰高五岳接天门。秦皇汉武封禅日，不受虚荣亦自尊。”（方振武《游天柱峰》）等题词和诗篇，刻岩勒石，永示纪念。

武当山，太和山，两个山名的出现是政治的需要，却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武当，太和，一个讲战争，一个讲和平，两个山名正好相反相成，组成一个“太极”。武当为太和，太和必武当。就是说，欲达太和，必须武当；放弃武当，就无太和。因此，太和是目的，武当是手段。中国人崇尚和平，期望“天下太平”。全国各地打更老人彻夜呼喊的就是：“天下太平！”古人造字的“武”，便是“止戈”的组合。所以《说文解字》讲“止戈为武”，意思是以武灭武，即“止戈”，从而达到和平。解放军有句经典名言：“军人的勋章是和平。”要荣获和平勋章，必须练兵备战。因此，武当，太和，乃“武当文化”之精髓，是中国文化殿堂的瑰宝。武当文化体现的“武当精神”，即“尚武精神”和“和谐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弘扬武当文化，发扬武当精神，为建设强大的祖国保驾护航！

（单位：十堰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