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名或与秦楚之战有关

欧阳学忠

近期读书读报,发现对于武当山名的来历众说纷纭。许多人在文章中提到一种说法,认为武当山的得名与道教“真武神”有关:武当山为“真武大帝”得道飞升之地,故因“非真武不足以当之”这句话而得名。笔者翻阅史料考证发现,这纯属“美好的误会”。武当山名的出现其实和秦楚之战有关,武当本义是“以武力阻挡之”。

武当山历史悠久

曾有多个山名

古人给山取名的规律是:山以形名(由形状取名)、山以地名(由地域取名)、山以事名(由事情取名)、山以人名(由人物取名)。武当山,又名参上山、仙室山、太和山、谢罗山,都是遵循了这些规律。当然,在这些山名中,“武当、太和”最引人注目。

武当山地处中国腹部,山形地貌呈“火炬状”,素有“七十二峰朝大顶”之说,“主峰天柱峰海拔为1612.1米,照面峰1238米,南岩宫950米,形成群峰如林,重峦叠嶂的低山、中山区。”(见《武当山志·卷一自然环境》)由于山峰参差不齐,因此先民以山形取名为“参上山”(含参差不齐之意)。

公元前770年,中国社会进入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其中的“神仙家”相中了山深林密的参上山,纷纷前去找山洞岩屋隐居清修,于是参上山又更名“仙室山”。

春秋末期,函谷关令尹喜(字文公,号文始真人,著名道家人物),见紫气东来,预感有贵人将至。果然道家始祖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驾青牛西去,到了函谷关。尹喜迎入官舍,拜师问道。老子住函谷关三个多月,写下《道经》、《德经》(合称《道德经》)五千言。尹喜为了研读《道德经》,称病辞官到仙室山隐居,使这部被称为“东方圣经”的中国文化宝典,能够传之后世。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烽火连年,战乱不休,民不聊生,史称“春秋无义战”。尹喜十分渴望和平,使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于是他从《周易》乾卦第一的“保合太和”中,取“太和”更名仙室山为“太和山”。太和,意为“大和谐”,涵盖了“和平、和睦、和爱、和美、和气”诸意,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亲情之间的和爱,夫妻之间的和美,行业之间的和气。因此,学者称武当文化的核心是“和”,和为贵,和气生财,和爱发家,和睦兴业,和平兴国。

尹喜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传播《道德经》贡献巨大,因此庄子给予他高度评价,在《庄子·天下》中把他和老子并列,赞叹他们是“古之博大真人”。(见《辞海·关尹》)尹喜也被后人称为“尹仙”,他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尹仙岩”,并塑神像香火侍奉。在《武当山志》中,把他列为武当道教人物之首。

武当山以县名定山名 

意为“以武力阻挡之”

武当山名的出现与武当县名有关。据文献记载:公元前616年—公元前611年,楚庄王先后灭掉汉江中上游的绞、麇、庸、邓等方国,将汉江流域纳入楚国版图。公元前476年,中国社会进入战国时期。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国家混战不休,故而史称“战国”。公元前356年,秦孝公起用商鞅实行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大,于是向东南扩张。从此,秦楚两国经常在汉江上游鏖兵,展开拉锯战。公元前340年,秦国侵占了楚国丹江上游的商地,由于商鞅变法有功,秦孝公便封给商鞅(商鞅卫国人,姓公孙,原名“卫鞅”或“公孙鞅”,由于封地在商,史称“商鞅”)。并且在商地东南70里(今陕西丹凤县境内)设置“武关”,意为驻兵以武力阻挡楚国夺回商地。楚国也针对秦国在太和山下的汉江边设置了武当县,古代“当”“挡”同义,即意为驻兵以武力阻挡秦国从商地南侵。从此山以地名,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见《十堰历史建置考·武当建置地名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沿袭楚国旧制,仍然叫武当县。汉承秦制,也沿袭了武当县名。武当县最早见诸文献,是在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兰台令史班固(公元32—92年),编撰的《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武当县属于荆州南阳郡36县之一。

武当山最早见诸文献,是在南朝刘宋时历史学家范晔(公元398—445年)编撰的《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武当县南二百里有武当山。《后汉书·朱穆传》也记载,朱穆在桓帝时曾任侍御史和尚书,后来辞官,“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可见武当县见诸文献比武当山见诸文献早了300余年。

北朝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公元470—527年),在《水经注》中记载武当县和武当山更为具体:武当县西北“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县南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参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从时间上看,武当山在史书中出现晚于武当县,而且楚设武当县是以武挡秦,显然武当山是以县名定山名。

武当山又名谢罗山,是与谢允有关。谢允,西晋时人,曾任罗邑宰,博览群书,尤精道学。晋太康中(公元285年),辞官入道,上武当山修炼。相传他得冲寂之妙,能飞行绝壁。因而武当山又称谢罗山。(见《武当山志·道教人物》)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 

更名“大岳太和山”

武当县在历史上存在了近2000年,一直到明朝初年废止。武当山自公元前340年到明朝永乐15年(公元1418年),在历经一千多年风雨后,由于永乐皇帝朱棣的一道圣旨,又更名为“大岳太和山”。朱棣在这年给隆平侯张信等人下的圣旨中说:“武当山古名太和山又名大岳,今名为大岳太和山。大顶金殿,名大岳太和宫。钦此。”(见《武当山志·文献选录》)明代,武当山一直被称为“大岳太和山”,现在保存在武当山的明代众多圣旨碑和志书上,都是这种称谓。

永乐皇帝朱棣为什么要把武当山更名为“大岳太和山”?这是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被封为燕王,镇守北平(后改为“北京”)。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4年鏖战于402年攻入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登上帝位,改年号“永乐”。朱棣以藩王入主大统,有违封建宗法正统观念,因此朝野不服。先是大儒方孝孺当众在金殿骂他是“燕贼篡位”,接着是大臣景清当众掏出利刃刺杀他。朱棣责问:“朕那么信任你,为何还要谋害朕?”景清回答:“为故主报仇耳!”从此朱棣夜不能寐,他对身边的大臣不敢相信,特别是建文逃出南京,带兵镇守各地的大将都是建文旧臣,建文要是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如何得了!  

为了寻找建文,朱棣派亲信胡濙在全国各地暗访,又派郑和下西洋结合通商寻访。双管齐下,依然没有找到建文的下落。恰在此时,南北边关的紧急军情塘报传来,说是北边的元朝残余势力趁机南侵,南边的安南等也是趁机北上,攻城略地,屠杀边民。朱棣感到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如何稳定政局,腾出手来南征北战,消弭边患?他想起孔圣人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是如何“正名”?这时武当山得道高人张三丰,通过蜀献王朱椿向朱棣献策:“玄帝阴佑,君权神授,大修武当,报答神恩。”就是说朱棣登上皇位得到了玄帝阴佑,是君权神授,为报答神恩,特大修玄帝居住的武当山宫观。他在大修武当宫观的圣旨碑等多道圣旨上,都讲他“奉天靖难之初,北极真武玄帝显彰圣灵,始终佑助,感应之妙,难尽形容,怀报之心,孜孜未已。”因此大修武当。

朱棣大修武当,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胡濙寻访建文时在武当山遇见张三丰真人,得到点化,上奏朱棣,遂大修武当宫观,报答君权神授的神恩。(见《明史·方伎传》)朱棣还下旨在武当山特别修一座“遇真宫”,供奉张三丰。为活着的人修宫殿,给以皇帝待遇,可见朱棣对张三丰何等敬重。朱棣大修武当,果然使朝野臣服,出现了太和景象,稳定了政治局面。他腾出手来五次北征,两次南战,终于消除边患,为确定中国之版图,立下不世之功。千古一帝康熙评价朱棣“功迈汉唐”,说朱棣功劳超过汉武帝和唐太宗,言不为过。

抗战时期再次扬名 

众多名将武当题词

武当山名再次叫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武当山是陪都重庆的东大门,驻守这里的第五战区军队和当地人民,据险扼守,经受住了日寇飞机的数十次狂轰滥炸,顶住了日寇数十万军队的猛烈攻击,成为一道保卫重庆的铁关。这期间,一批抗日名将和抗日志士先后登临武当山,留下“我武维扬”、“整军经武”(李宗仁题)、“为寻胜景武当游,步步崎岖兴不休。四面烟峦归眼底,疏疏林叶万山秋。”(李品仙《登武当》)“万丈雄山势欲奔,峰高五岳接天门。秦皇汉武封禅日,不受虚荣亦自尊。”(方振武《游天柱峰》)等题词和诗篇,刻岩勒石,永示纪念。

武当山,太和山,两个山名的出现是政治的需要,却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武当,太和,一个讲战争,一个讲和平,两个山名正好相反相成,组成一个“太极”。武当为太和,太和必武当。就是说,欲达太和,必须武当;放弃武当,就无太和。因此,太和是目的,武当是手段。中国人崇尚和平,期望“天下太平”。全国各地打更老人彻夜呼喊的就是:“天下太平!”古人造字的“武”,便是“止戈”的组合。所以《说文解字》讲“止戈为武”,意思是以武灭武,即“止戈”,从而达到和平。解放军有句经典名言:“军人的勋章是和平。”要荣获和平勋章,必须练兵备战。因此,武当,太和,乃“武当文化”之精髓,是中国文化殿堂的瑰宝。武当文化体现的“武当精神”,即“尚武精神”和“和谐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弘扬武当文化,发扬武当精神,为建设强大的祖国保驾护航!

(单位:十堰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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