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开国元帅（油画）李明峰作 资料图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6年11月16日第9版，作者：萨苏，原题：信念如磐永长征——十大元帅是怎样到达陕甘宁的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授衔的序幕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光荣与梦想、灿烂与辉煌，在这一刻绽放。

毛泽东走到主席台前，亲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7人（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因故不在典礼现场，事后补授），由此诞生了世界瞩目的“共和国十大元帅”。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那个时代战功最为卓著的军人，是在经历了一场场战火洗礼、一次次生死较量之后，才磨砺成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全中国的“铁金刚”的。而艰苦卓绝、震撼世界的长征，就是令他们终生难忘的“砥砺石”。他们在这条迂回曲折但热力燎原的“红线”上，以坚定的信仰、过人的智慧、非凡的果敢，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战争奇迹，亦书写下足以光照后人的生命传奇！

今天，我们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特别策划“我的长征”就要落下帷幕。重温十大元帅的长征路，为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更为不忘初心，在新长征路上踏出铿锵足音！

——原编者

长征，人民军队缔造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追寻新中国十大元帅当年的长征征程，结果令人惊讶——他们的经历竟然各式各样，几乎每个人走过的道路都有着别样的风采。

朱德在长征开始之时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同时也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但实际上，此时的他受到从上海进入苏区的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排挤，并无军事指挥权，也不被允许参与长征的筹划与决策，只是在行动开始前需要用他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时候才通知了他。

不过，似乎是天意安排，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中，都出现了朱德的身影，与他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充分吻合。朱德元帅长征的路线，先是依循一方面军的轨迹，此后一度被张国焘裹挟南下，再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二方面军会师，而后一同到达陕北。他到达陕北的时间是1936年10月。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于都出发，开始长征。之后，在强渡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和飞夺泸定桥等重要战役中，都显示了朱德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重新确立了“朱毛”对于红军的指挥。

红一、红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后，由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朱德与张国焘共同指挥左路军。这支部队主力为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因此当张国焘试图另立中央南下时，朱德遭到架空，被调离了指挥部。但即便是在逆境中，朱德仍然有效地做了很多工作：他利用自己在红军中的崇高声望，和徐向前、罗炳辉等共同推动红四方面军将士接受北进的方针，在促成此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鲜为人知的是，在左路军中，来自红一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曾有武力对抗张国焘、甚至捉拿他的计划，朱德并没有支持。他坚决反对红军打红军，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内部问题。

1935年7月，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朱德与贺龙见面。此后，在各方面的敦促努力下，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北进，终于在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朱毛”也在这时重新会面。

朱德元帅在长征过程中曾屡次遇险。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战，他亲自到前线指挥，一发川军打来的炮弹曾落在离他近在咫尺的地方，幸而没有爆炸。反而是国民党空军曾宣称在轰炸中炸伤朱德，倒属于子虚乌有的事情。

彭德怀在长征开始时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率部于1934年10月10日从长汀出发，他所走的长征路，也正是红一方面军最标准的长征路线。他到达陕北的时间是1935年10月。

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途中，红三军团始终是最为重要的野战兵团之一。彭德怀指挥该军团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随后又恶战湘江，掩护中央机关完成转移。此后的娄山关、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战斗中，红三军团皆有突出表现，与红一军团共同形成红一方面军的两个“拳头”。红三军团作战勇猛，损失也极为严重，军团参谋长邓萍、红四师师长洪超等皆牺牲在长征路上。当张国焘试图分裂红军时，彭德怀果断率红三军团随中央北上，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此时，彭德怀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改编的“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

在吴起镇，彭德怀元帅指挥红军果断地消灭了尾追的敌军，毛泽东为此赋诗相赠：“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得诗后，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赠还。

林彪在长征开始时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他的长征路，与彭德怀的长征路线基本重合。所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其距离之计算，即是依据红一军团的行军日志，以此为基础加上迂回、打粮等必要的行军而统计出来的。

红一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重要主力之一，在强渡大渡河等多次战役中屡立功勋。其中多有体现林彪军事才能之处。但他在某些方面颇为固执，遵义会议后曾对中央的军事指挥提出不谨慎的意见，造成过不好的影响。

林彪也是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的，当时的职务是陕甘支队副司令员、第一纵队（主要由红一军团缩编而成）司令员。

刘伯承这位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前川军名将本是红军的总参谋长，但因为反对李德等人教条死板的战术指挥而遭到迫害降职，仅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事实上，他差一点被列入了留守苏区的名单，是周恩来的据理力争才使他得以随军出发。红五军团从于都出发后，刘伯承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担任了中央红军的后卫任务。此战，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伤亡殆尽。黎平会议后，红军总部也认识到刘伯承的重要价值，将其调回担任总参谋长，此后红军的多次胜利，都有刘伯承的心血在其中。

刘伯承的长征路线与朱德基本相同。仅在大渡河之战时，他指挥已经渡河的右路军，与朱德总司令所在的左路军隔江而上，算是两人有短暂的分离。在和张国焘斗争之时，刘伯承显得更为激烈，以至于张国焘恼羞成怒，曾以枪毙相威胁，但刘伯承不为所动。最终，张国焘强行剥夺了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让其改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长征途中，刘伯承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就是与彝民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保障了红军仅用3天时间便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直趋大渡河，为此后飞夺安顺场和泸定桥，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条件。

1936年10月，刘伯承随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并立即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贺龙的长征起点与其他元帅皆不相同。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之时，时任红二军团军团长的他率部刚刚在湘西木黄与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会合。此后，他们一度得到的指示是在湘鄂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等待和接应中央红军的西征。直到1935年10月，红二六军团才正式开始长征。

虽然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起点离陕甘宁比红一方面军要近，但他们行进的道路却更加曲折。贺龙率领这支后来和红三十二军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的部队，一直南下到云南中西部，然后折返北上，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穿越草地，奔向陕北。

在贺龙的这支队伍中，除了红军指战员以外，还有两个特殊的“客人”。一个是被俘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张振汉，一个是英国来的传教士薄复礼。他们都和红军一起体尝了长征的滋味，并在后来被释放。薄复礼在其回忆录中，对红军表达了颇多好感，还提到他曾用祖父教的技术为贺龙的女儿织了一件小毛衣。

1936年7月5日，按照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就任总指挥。

有意思的是，贺龙所部红二军团的一个团，在长征到理塘的时候一度走错了路，渡过独龙江到达了中缅边界，还曾过境与英缅军有过交往。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对方客气地为红军提供了粮食，并写了一封书信送回。但由于这个团的红军无人认识英文，直到书信到了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琪手中，才知道他们居然走出了国。

陈毅是十大元帅中唯一没有跟随主力长征的。他的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负了重伤，无法跟随大部队行动。因此，主力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他被留下担任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主任，和项英一起坚持苏区的抵抗。

中央苏区在主力远离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抵抗了3个月，直到1934年12月，才全部沦陷。陈毅等砸毁电台，率残部向深山突围，其间很多重要的领导人，如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贺昌等先后牺牲。

退守到五岭山脉的油山、梅岭等地后，陈毅带领部下坚持游击战争，一直持续了3年之久。直到1937年8月国共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毅和他的部下才从山中的根据地走出。根据双方协议，南方八省的红色武装改编成新四军投入抗日战争。

陈毅在红军时代没有到过陕北。他是在1942年从苏北根据地前往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才到达陕北的，是十大元帅中最晚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长征中的红军是通过报纸了解到陕北根据地的存在，而陈毅等人，也是通过缴获的国民党报纸，才得知中央红军长征中的踪迹的。这些消息，显然坚定了他们继续抵抗的决心。

罗荣桓在长征开始的时候，担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红八军团从兴国出发。从路线上来看，罗荣桓的长征路也是标准的长征路线，只是这个过程中，这支部队打得更为惨烈。

湘江之役后，红八军团仅存1000余人，不久便取消了番号。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这个军团过于年轻，是长征开始前不到1个月，即1934年9月才组建的。大多数新兵几乎未经训练便投入战场，全军的武器也十分紧缺，仅有步枪不足3000支。政委刘少奇将马提供给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自己便不得不改乘骡子。但就是这样一支武器、经验均缺乏的部队却在突破四道封锁线的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剩余部队编入五军团后也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这说明罗荣桓等指挥员在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后，罗荣桓先后任红三、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又曾担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政治巡视员等职务。期间，他充分显示了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特别是在过草地的艰难时刻，他的政治鼓动和以身作则的作风有效地鼓舞了部队走出困境，被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视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优秀典范。

红十团二营营长陈海涵有一段回忆，罗荣桓在随部队行军时总是走在最前，吃在最后，一天有个班长忽然拦住他，说：“罗主任，我们一起从江西走到这里，已经是一家人了……今天我们对你有一个要求，你无论如何都要答应。”罗荣桓以为是战士有什么困难，便答应了，结果那个班长立刻端出一盆煮好的野菜来，说：“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请你吃一点东西，这是我们专门给你留下的。”由此可见，罗荣桓在长征中深受官兵爱戴。

1935年10月，罗荣桓和红一方面军改编的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一起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的职务是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徐向前所走过的长征路是这样的：先南下迎接中央红军，而后共同北进，中途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再次南下，失败后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最终北上陕甘宁。这条复杂的路线，便是红四方面军将士典型的长征之路。

在长征前的鄂豫皖、川陕的多次战役中，徐向前都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说国民党军畏其如虎绝非夸张。1934年4月，他指挥红四方面军发动嘉陵江战役突破川军封锁，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川北、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三百里的广大地区，为迎接红一方面军做好了准备。而长征中，他又通过包座之战等一连串杰作续写了这段历史。

不过，在长征中最为难能可贵的还是当张国焘试图分裂红军时，徐向前的那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也反映了他沉稳的政治觉悟。此后，徐向前元帅坚决和朱德、刘伯承、贺龙等站在一起，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促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全军北上。

其实，尽管徐向前出自第四方面军，但张国焘从来不信任这位“百战将星”，曾经为了将其打成“改组派”暗中逮捕了他的妻子程训宣，甚至在逼供无果的情况下将其杀害。

1936年10月，徐向前到达陕甘宁根据地，当时职务仍然是四方面军总指挥。

聂荣臻走过的，也是红一方面军标准的长征路线。

有趣的是，聂荣臻在长征中是名政治干部，却在许多恶战中体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突破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他提出谨慎用兵，建议抢先占领军事要点九峰山，甚至不惜为此与军团长林彪发生冲突。事实证明，如不是先占此地，红军中央纵队可能遭到重大损失。而在奇袭腊子口的整个战斗中，聂荣臻都在距敌200米左右的古栈道旁指挥作战。敌人扔下来的手榴弹碎片，竟在其前方堆积达半米厚！这些辉煌战绩，显然为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承担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奠定了基础。

与陕北红军会师后，聂荣臻担任第一纵队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曾写有自传体的《长征》，里面提到过湘江之战的惨烈。因此战损失之大，以至于当时军事指挥三人团之一的博古（秦邦宪），竟欲在阵前拔枪自尽。当时，聂荣臻正迎面而来，当即大喝其住手，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叶剑英在长征开始前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长征开始时调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原本是随红一方面军进行长征的，但差一点后半段会跟着四方面军行进。

说差一点，是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叶剑英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但由于他是跟随着毛泽东所在的左路军，所以并未像朱德和刘伯承那样留在红四方面军。这中间，发生了张国焘密电左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却被叶剑英发觉并报告党中央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党中央率红一、红三两个军团先行北上的导火索。毛泽东曾夸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此后，叶剑英元帅在红一方面军率两个团先行进入草地，担任先遣队的指挥员。而此时，他因为在广西行军时遭到敌机轰炸，腿部中了一块弹片直至离世都没有取出。

到达陕北后，叶剑英任职陕甘支队参谋长。

对很多经历长征的老红军来说，叶剑英可谓救命恩人。那是因为，长征前夕的秘密准备期间，曾对干部进行审查，将所谓“有问题”的干部分为ABC三类，其中A类要被枪毙。叶剑英闻讯大惊，找到当时中央负责人，一个干部一个干部地做工作，要求不能杀人。最终很多人因此被他保护下来。关于此事叶剑英一直没有透露，有的干部如边章武到晚年才知此事，不禁感叹：“没有叶帅，我们早就报销啦！”

十大元帅走过的路程，仿佛十部活的传奇，记录着红军的壮举，也为历史留下了丰碑般的永恒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