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平

每次过年的前一个月、前二十天、前十天，弟弟妹妹就会反复电话、信息，现在是微信，问的不过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时间回来。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我把这种打听，当做关心、思念，后来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我本能地抗拒。就在猪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果然，妹妹就发来微信，说父母都八十了，说他们身体都不怎么好，说年货都准备好了，说什么都不需要操心……前面都是铺垫，最后的意思是，一定要回家过年。我还真的又一次沉不住气跟她在微信里吵了。

这么说，在我的印象中，过年首先是一种期盼，有盼就有吵。吵完了，还是得准备回去过年。像我这种有故乡的人，永远不可能在别处过年。什么去三亚旅游过年，什么去东南亚过年，什么组团去哪个好友所在的省市体验过年，对我都只能是新闻，就连在武汉过年都不太可能。过去看一个新闻，说在南方打工的某某某，多少年不回家过年，因为太花钱。又看过一个新闻，说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多少年不回家过年，也不联系家里，原因是没有混好。这些对我的父母和弟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的父亲会顶着料峭的寒风站在白沙洲的大堤上，望着武汉这边等，并且从大年三十就开始，一直等到正月初一初二。

去年过年，因为考虑到下高速后到沙洲要等很长时间的汽渡，我绕道松滋从南河回去。早上出发，按里程计算，五个小时足够到达家里。但在松滋寻找通往南河大桥的道路居然花了几个小时，在荆江淤积的那些沙洲上反反复复来回跑，气得儿子暴跳如雷，直接骂读书读多了害人。弟弟则不断打电话问到了哪里，我就不断告诉他还有10分钟，还有10分钟。当然肯定是过了无数个10分钟。我最后找到正确的道路，远远地看见村庄时，就发现父亲站在大堤上张望，他站着的地方，就是我开车必经的下堤的路口。我清楚，他出来张望一定不止一次了，一定是出来望了一会，回去，再出来望，再回去。

不仅仅是春节，五一、十一等大的节日，他都如此。他望的方向，就是从武汉回沙洲的方向。要是朝相反的方向，朝西陵峡那个方向望，那就不是等我，那是散步。车停下来，父亲每次都会朝里面看，等人出来之后，他一边朝屋里走一边问，怎么谁谁谁没有回来。他希望每一次，人员都是整齐的。我理解他的心思，他从人员是否整齐判断家庭是否和睦。但他从不面对面问我，而是背着我询问。这种含蓄、深沉，大约只有我懂得。

但父亲乃至我的弟弟妹妹并不能理解时代和春节是变化的，在他们的内心，每一次的团圆，都应该是真正的圆满。儿子小时候对回到沙洲过年很兴奋，成年之后则毫无兴趣，不是生活好坏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儿子与沙洲之间毕竟没有割舍不断的文化和心理，没有朋友、没有电脑，过去没有互联网，对无休无止的拜年串门，更没有热情。随着年龄增长，每次回去都会面临是否恋爱、工作怎么样、工资多少等等令人一听就炸毛的提问。他在建立自己的世界，建设自己的生活，他认为这属于他自己的事情。我能理解他。因此，当他鲜明提出今年不回去过年的时候，我同意了。我不能仍然停留在过去，背着他或牵着他这家拜年，那家喝酒的时代。尽管对于父母而言，屏蔽这一理想是无比的困难。我与弟弟妹妹，与父母一样，希望每次都是一个不差的团圆，但的确年年相似，岁岁不同。

尽管早已成年，但在沙洲过年，还得依照风俗拜年。这是我从小没有过的一关。每次拜年，最惧怕要单独面对某个长辈，说拜年。后来就跟着堂兄堂姐堂弟一大帮人，轰地挤进门，在喧闹和嘈杂中怯怯地喊一声拜年，蒙混过关。反正十几张嘴都在喊拜年，长辈、亲戚也不知道谁喊了谁没喊。如此这般，挨着跑。一天跑十几家。平原的村子一家一户不隔山隔坡，都集中在一条路或几条路上，直系亲属一天跑完。母亲说这叫“拜跑年”。这些年，家乡的村子里，堪称我的长辈，我必须去拜年的，少了，而且越来越少。跑的户数少了，伤感便多了。比如幺爷早就去世，他的独子，我们称元爹，也去世多年，于是这一家我就不再去拜年。但每次回去元爹的老婆，这位智力有残疾的婶子总会来我家门口坐坐，我也会经常问母亲他们一家的状况，是否有低保，她儿子做什么，等等。我时常想，这是不是一种忽视。这样想便立即觉得这降温的天燥热得很。

祭祖也是拜年。去年过年，吃完团年饭，我与弟弟去上坟祭祖。看见一个墓碑的名字，才突然记起来，我最大的堂嫂去世了。祭拜完长辈，我惊奇地看见弟弟在大堂嫂的墓前跪了下去，给堂嫂拜年，大堂兄赶紧陪礼。这一拜把拜年只拜长辈的风俗改了。

今年的春节，一定去元爹的家里拜年、看看，也一定与大堂兄多聊聊，这几年他一个人到底过得怎么样。团圆总是一种美好。生活就是不断地打破这一理想，让我们再去努力重建，其实每一次团圆都是一种重建，每一次重建都是一次崭新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