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为了抢救丹江口库区地下文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郧阳区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在郧阳辖区汉江两岸的杨溪铺、柳陂、五峰、茶店、城关等地发现了古文化遗址33处，其中就包括大寺遗址。通过发掘发现，大寺文化遗存跨越仰韶、屈家岭、龙山、春秋、战国、西汉六个时期，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玉）器、骨器。

一

大寺是一座寺庙的名称，也是一个地名，位于郧阳古城西北约5公里的汉江北岸。在修丹江口水库之前，这里是一个小集镇，因为村庄里有一座大型寺庙叫 “大寺”，因此人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做 “大寺店子”。上世纪60年代末，丹江口水库第一次蓄水时，大寺人把村子搬到了原村落之后离江边2公里的山坡上，随之把村名改为 “后店子”。

1958年，为了抢救丹江口库区地下文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队对郧阳区进行了一次文物普查，在郧阳辖区汉江两岸的杨溪铺、柳陂、五峰、茶店、城关等地发现了古文化遗址33处。经对其中原始状态保存较好、具有较高科研价值的古文化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出土了一些石 （玉）器、陶器、骨器、角器、蚌器等，获得了大量的珍贵实物资料。

大寺遗址位于堰河与汉江交汇处的二级阶地上，南距汉江北岸40—50米，高出当时的河床12—13米，由于长年受河水、雨水等自然力的冲击和一些人为因素干扰，遗址已经被破坏得较为严重。

1958年12月至1964年4月，考古工作者先后5次对大寺遗址进行发掘，开掘面积共345平方米，发现文化遗存跨越仰韶、屈家岭、龙山、春秋、战国、西汉六个时期，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存为主，屈家岭和春秋文化遗存次之，战国、西汉文化遗存再次，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明确。共发现仰韶灰坑6座，墓葬10座；屈家岭灰坑3座，墓葬1座；龙山灰坑18座，墓葬3座；少量战国、西汉墓葬。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石 （玉）器、骨器3类。

仰韶、屈家岭、龙山都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几个文化类型。按考古学划分，生活在郧阳的人类自100万年前到1万年前主要使用粗糙石器进行渔猎、采集生产，从1万年前到约6000年前，人们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的精制石器，并大量生产和使用陶器,开展大规模农业种植及牲畜养殖，还生产出大量的玉器和饰品。自6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这段时期，是郧阳人从石器时代向现代文明的过渡时期，石器和金属并用，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遗存都是这一时期人类生活的重要佐证。

二

大寺遗址中发现的仰韶、屈家岭、龙山等文化遗存，是指在这里出土了带有仰韶、屈家岭、龙山等文化特征的器物，并不是说仰韶、屈家岭、龙山是大寺曾经在不同时期的地名，更不是说这些器物是在仰韶、屈家岭、龙山制作后卖到大寺来的，只是说当时的大寺人所制作的这些器物带有明显的仰韶、屈家岭、龙山文化时期器物的特征，可以从中看出大寺与上述三处文化相互之间有直接的影响。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由考古工作者于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所以定名为 “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5000年期间，其文化影响范围在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当前，在我国已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几千处，以陕西省最多，共计2040处，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最大的亮点是它的彩陶文化，按文化特征又可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两种。半坡类型的器型以圆底或平底的盆、小口长颈大腹壶、圆唇直口鼓腹罐为多，饰以鹿、人面、鱼、鱼鸟结合等动物纹，几何纹，编织纹等，风格朴实厚重，代表作品有人面鱼纹彩陶盆、鹿纹彩陶盆、人面鱼纹盆、鱼鸟纹细颈瓶、彩陶船形壶等；庙底沟类型以两端相交组成的新月形、叶形、花瓣形纹、弧线与直线相交而构成的三角形纹、动物纹、编织纹为多，代表作品有彩陶花瓣纹盆、勾叶纹彩陶盆、植物纹彩陶盆、鱼鸟纹彩陶盆、彩陶鲵鱼纹瓶、漩涡纹曲腹盆、鹳鱼石斧缸等。仰韶文化整体文化面貌为：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时发展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能够反映人们意识形态的埋葬制度已经形成。

屈家岭文化因1955-1957年发现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是一种距今约5000—4600年的文化类型，其影响范围主要以湖北为中心，北抵河南西南部，南界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梦溪，西到重庆巫山大溪一带。屈家岭文化可分为早、晚两大时期。早期有斧、锛、凿和穿孔耜等石器，磨制得一般比较粗糙。陶器表面多为素面磨光，以黑陶最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晚期磨光石器增加，双肩石锄是当时的常用农具之一。此时的种植业以水稻为主，家畜豢养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彩陶丝轮。

龙山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而得名。龙山文化持续的时间在距今约4600-4000年之间，为一个铜石并用的文化时期，影响范围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其文化特征以薄、硬、光、黑的黑陶为主，尤其是表面光亮如漆、薄如蛋壳的黑陶最具特色。此外大量出土的石器、骨器和蚌器同样意义重大，共同表明当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渔、蓄养牲畜的社会，已有骨卜的习惯，且可能已经出现了铜器。

三

“大寺文化”的命名，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大寺遗址中包含了诸多文化基因，分开来看有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春秋文化、战国文化和西汉文化，而合为一个整体来看，大寺遗址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用以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概括，无论怎么看它都应该只有一个归属，那就是 “大寺文化”。

二是郧阳一带的大寺文化类型遗址不仅仅存在于大寺，还有郧阳杨家嘴、郧西庹家洲、房县羊角岭等处。郧阳大寺文化基因中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都与这些文化在其各自主区里的文化表现基因有差别。像在大寺遗址中所含的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红顶碗、红顶钵等，在江汉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就不曾发现，为郧阳大寺文化所独有。另外，大寺遗址屈家岭文化层出土的彩陶纹样，许多也是在江汉平原上屈家岭文化遗址中不存在的。还有，汉江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很少有石器出现，而在大寺文化中，石器是很重要的文化因素。这都表明，我们不能把大寺文化切成段，再零零碎碎地与别的文化等同。实际上，郧阳大寺文化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不断进行着摒弃和发扬，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时大量保留那些积极因素，同时又不断在抛弃和改进自己文化中的落后因素。

大寺出土的仰韶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5800年，以陶器为主，其次有石器、骨角器等。陶器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以夹砂的红陶和细泥红陶为主，褐陶、灰陶次之，黑陶较少。制作的手法为：以泥条盘筑为主，器表多经刮磨修整，部分磨光，口部经慢轮修型，造型以平底器为主，圜底器和尖底器次之，三足器较少。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其次有细绳纹、线纹、凸弦纹等。彩陶主要为红底黑褐彩，花纹有圆点、宽带、直线、弧线和三角纹组成的几何图案等，代表性器形有彩陶钵、彩陶盆、红顶碗、尖底瓶卜鼎、夹砂罐。其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制作较粗糙，器具有斧、铲、锛、凿、穿孔刀、矛、镞等；打制石器有，但较少，主要为盘状器、锄和网坠等。骨角器有骨镞、骨锥、骨针、骨铲、角铲、角矛等。陶制生产工具有陶纺轮、陶匕、陶针等。装饰品有陶环、石璜、骨笄等。

大寺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遗物，年代距今约4800年，以陶器为主，石器、骨器、角器次之。陶器制作大多经慢轮修整，器形规正，部分磨光，具有光泽。其代表性的器物有斜方唇红顶碗、红顶钵、蛋壳彩陶杯、高圈足杯、凸棱扁腹圈足杯、圈足盂等。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多通体磨光，也有部分打制后仅磨制刃部或加以琢制的。

郧阳的龙山文化类型目前仅现于大寺遗址，所出土的文物距今约4000年，以陶器为主，石器、骨器、角器和蚌器次之。其陶器制作精细，多采用盘泥法，轮制较少，但器形规正。素面和磨光器较多，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有侧扁足罐形鼎、管状流鞍形口束腰带足盂、圈底罐、喇叭口高柄蛋壳过灰陶杯、蓝纹高领罐、双耳罐、小口蓝纹大瓮等。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的较多，制作非常精细，有的选用天然石仅磨出刃部，部分通体磨光。陶制生产工具中纺轮较多，制形多样。装饰品有陶环和石璜。

四

在1959至1962年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大寺遗址里发现了人工种植的水稻，证实了早在5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郧阳一带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水稻种植经验。

在大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专家们在仰韶文化地层中，发现了红烧土，既有土块也有碎屑。这些红烧土块大部分是散乱的，显然是一些经火烧过的草拌泥，其上有明显的草茎和稻壳痕迹，而且稻壳痕的状态与野生稻有明显区别，与现代人工栽培稻的特征完全一致，可以证明当时的大寺人种植的农作物中有大量的水稻。大寺遗址所包含的仰韶文化层，距今5800年，若按古人种植技术探索周期比较漫长来考虑，推算大寺人种植水稻的历史应该不少于6000年。

众所周知，种植水稻必须具备环境、种子、活水以及农具等多个条件，6000年前的大寺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是否完全具备水稻种植条件？

从全球的自然环境看，在距今约2万年至1万年的时候，全球处于冰河期，气候严寒，不适宜种植水稻。只有在距今约1万年的时候，冰河期结束气候转暖，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控制下，郧阳地面上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水资源丰富。

从大寺的地理位置看，汉江流经村南，河床低于生活和耕种面约12至13米，西面为汉江上游，但有堰河阻隔，要想依靠汉江之水灌溉种植水稻完全不可能。大寺人种植水稻的水源，只可能来自堰河。大寺位于汉江与堰河所形成的三角阶地上，地势较高，依山傍水，土壤肥沃，风景秀丽，是一处既可避免水患，又适宜生产生活的场所。但是，要想使堰河之水灌进大寺田地，必须从堰河上游3公里处修一个堰，再挖凿一条水渠抬高水位才能引进堰河水。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时虽然已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生产力水平与旧石器时期相比也只是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开始制造陶器、种植农作物、养殖家畜、居民村落形成等方面。从所出土的大量石（玉）器、骨器、角器、蚌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来看，要想开山劈石修一条几公里长的渠谈何容易。从6000年前的大寺人种植水稻来分析，当时大寺村落背后一定有一条引自堰河的水渠，但他们在何时开凿，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我们只能充分发挥想象。

巧的是，在如今的后店子，还真的有一条上面所说那样的大渠。不过这条大渠叫 “武阳堰渠”，也叫 “伍子胥堰渠”，传说为战国时期的伍子胥所修建。如果从6000年前的大寺人种植水稻需要引水来分析，应该在伍子胥修建武阳堰渠之前这条堰渠就已经存在。所谓伍子胥修建，只不过是重新修整而已。

五

在郧阳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种植水稻的遗址不只大寺一处，如在青龙泉遗址也同样发现了稻作植物。实际上，大寺人乃至整个郧阳人，在6000年前种植水稻不是孤立的现象。考古学家严文明的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里记载着那个时期郧阳周边地区也有不少地方种植水稻。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淅川一个叫黄楝树的村子附近考古发掘时，于屈家岭文化层中发现了稻谷遗存。同样在淅川下王岗的考古过程中，在仰韶文化层的红烧土中也发现了印有稻谷的痕迹。在枝江市关庙山遗址的大溪文化层中发现了房址，墙身两面加抹了一层泥，约1厘米厚，泥料中含有少量稻壳和稻草截段。在湖北省境内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栽培稻遗址还有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武昌洪山放鹰台、宜昌红花套、江陵毛家山等处。

当然，郧阳乃至湖北地区的先民，还不是最早种植水稻的人类。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常德市澧县彭头山遗址中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地层里，发现了很多红烧土里存有稻壳印迹，而且在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经鉴定都是栽培稻而不是野生稻，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有一个仙人洞，考古人员在洞穴遗址中找到了一些植物的硅酸体，认定为12000多年前的稻谷遗存。无独有偶，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12000前的3粒稻子，同样也有硅酸体。在距今7000至65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里，一所干栏式房子地板下堆积了上百平方米的稻谷壳和稻叶，考古工作者还在一个陶釜里发现了一块锅巴，这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把稻子加工成大米、做成米饭了。后来，人们又在河姆渡旁边的田螺山遗址中，发现了面积有八九十亩的一块稻田区。

尽管大寺人种植水稻没有上述的地方那么早，但对于今人认识大寺文化，乃至认识郧阳文化依然有着积极意义。至少，在6000年前，郧阳人种植水稻的技术已经成熟，这是那个时期的郧阳人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成果。

大寺文化遗存向我们展示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郧阳人的生产生活面貌：人们用石质工具挖掘出窖穴，在里面建筑各种形制的房屋，用竹篾编织成光洁的竹席，用陶制纺轮捻线织布和结网。人们的生活来源依靠种植业、饲养业和渔猎，采集只是补充手段。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从农业中脱离了出来而专门从事原始手工业，有的制陶、有的制石 （玉）、有的制骨角、有的编织生活生产器具。（黄忠富）